略论广德地方文化的形成及层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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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广德地方文化的形成及层次张超任何一种地方文化的产生和延续，都跟这个地方特定的自然环境、区域位置、社会状况以及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它是自然环境和社会坏境互相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的总和。广德自东汉建安八年()建县，余年来，“民性驯良，风俗朴茂[1]”，但广德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加上王朝更迭，屡经兵燹，逐渐形成了具有广德特色的地方文化。下面就广德地方文化形成、层次逐一分析，未免不足，权当抛砖引玉。一、广德地方文化的形成考察各个历史时期的自然与社会交融，我以为广德地方文化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吴越文化独立发展阶段、楚文化融入阶段、汉文化融合阶段、文化断层重建阶段。（一）吴越文化独立发展阶段大体从原始文化诞生到楚国占领之前。广德地处长江下游，跟太湖流域紧密相连，属于古代吴越两国交汇之地。历代州志皆云：广德夏商周属扬州，春秋战国属吴，后属越。目前已发现众多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聚落遗址和土墩墓群，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和原始瓷器等遗物，从中可以看出广德属于吴越文化的主要分布区，这一时期各个部族氏族相对独立、封闭，过着披荆斩棘、刀耕火耨的日子。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柏垫镇下阳遗址出土的犁形器、破土器，新杭镇陈家边遗址出土的3件大型有段石锛，不仅磨制精美，而且体量很大，充分说明了当时广德农业文明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而且与良渚文化保持着某种联系。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柏垫镇粮长门遗址出土众多石戈、石钺、石矛、石镞、石箭头等兵器，桃州镇白洋村出土的一套青铜打击乐器青铜句鑃，以及其他遗址出土盅、尊等陶酒器来看，广德先民还有尚武好战、敢于抗争、性格豪放的一面。（二）楚文化融入阶段从楚国统治开始到战国晚期。广德南北多山，中间为平原、盆地，成为杭嘉湖平原与中西部地区一条重要的军事要道，自古就有吴头楚尾之说，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公元前年“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2]”到公元前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吴，及桐汭[3]。”广德经历着荆楚与吴越上百年的战争摧残后，最终成为楚国的领土。楚文化具有浪漫飘逸、多神崇拜、崇火尚凤的特点，《汉书地理志》云：“楚人信巫鬼，重淫祀”。这一时期原始的吴越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开始接受楚文化的渗入，文化多元化开始萌芽。广德众多的土墩墓群中坑葬方式的增加，以及年誓节出土的一千余枚楚币——蚁鼻钱，都是楚文化渗透最直接的证据。明嘉靖《广德州志》引旧志云：广德人自古“俗信巫而尚鬼”，这与楚文化的传播有着内在的联系。（三）汉文化融合阶段从秦统一江南开始到清朝咸丰末年。这一时期是封建文化确立和全面发展的过程。秦一统后，广德被纳入中央政权，并设置了郡县（鄣郡、故鄣县），山越人逐渐被征讨和招抚，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方式大量涌入，这里的经济得到了开发，从而加速汉化的过程。之后的两千年，封建统治不断加强，以儒学为代表的文化思想得到长足发展。这一阶段影响广德地方文化发展的元素，主要有以下几点：1、移民的影响秦始皇徙大越民，孙吴江右士族东迁，唐末五代和靖康之变两次南渡，广德总共经历四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潮。除大越民外，其他三次移民都是中原文化的载体，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带来了儒家思想、礼乐文化。特别是一些官宦和世家迁徙到广德后，后来很多都成为了本地望族，像濮阳氏、沈氏、李氏都是其中的代表。广德濮阳氏，据《濮阳氏旧谱序》载：唐末时，由淮阳南渡，迁居广德。后宗族繁衍城西，至咸丰年间，濮阳氏丁口一万有余。有“广德濮半州”之美誉。濮阳家族以耕读为乐，自宋淳熙六年濮阳檝进士及第始至清末，先后出现了3名进士、10名文举人、3名武举人、贡生达56人，可谓蔚为壮观。广德沈氏，先祖居浙江吴兴，钱俶纳土时迁居广德。第四世沈锐，博读子史百家之言，喜为诗文。北宋熙宁六年（）其子沈凭、沈冲，同时高中进士，传为一时佳话。之后陆续有沈伾、沈虚中、沈傃相继进士及第。南宋淳熙年间，其中一支迁往宣城，后裔中以明万历年间文状元沈懋学，武举人沈有容最有名。广德李氏，据明嘉靖《广德州志》载：五代时，江南李主后裔迁入广德东亭李村。至明朝，李崇谦中举，官至吏部郎中；其子李得阳进士及第，官至户部尚书，其孙李敷章一代硕儒。还有李天值、李征仪，祖孙二人，双重进士，同朝为官。另外还有査氏、范氏、耿氏、钱氏、姜氏、巫氏、戈氏、宁氏、步氏等，这些著姓望族不仅是地方文化的标志，也是地方文化精华的承载者，更加注重教育的延续和文化的传承，从而大大的加强和深化了汉文化在广德传播的速度，促使社会风气由尚武逐渐向重文转变。2、教育的影响据旧志云广德“君子业儒术而尚质朴[4]”，而非“初，广德人未知学[5]”，至少在唐末五代时已有儒学。据明嘉靖《广德州志》载“儒学在州治东南隅，旧学在五代废弛，基址湮没。”北宋大中祥符八年（），时任广德军司理参军的范仲淹，建书院于城北，聘三位名士执教，重启了广德兴学重教之路；五十年后广德知军钱公辅筑学堂，聘查深为师，教诲郡人子弟逾千，“桐汭士风由兹益盛[6]”。之后，历任广德的官员都尊儒重教，捐赠薪俸，兴建学堂，置办学田，广德本土人才相继辈出，“郡人之擢进士第相继于时[7]”，“故历宋、元以来，文章科第之盛,甲于全省[8]”。据统计，宋至清代荣登进士近百人，明清两朝考中举人有人，考选贡生有人，广德从文化落后地区逐渐变成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3、官员及文人的影响广德历代官员不乏政绩卓著者，“自宋梅、范、钱、孙诸公踵至，为之兴利除弊，延师劝学，人文遂以蔚起[9]”。特别是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年），脱离宣城设立广德军，行政建制得以升级，再到南宋政治中心转移至杭州后，广德交通、军事价值更加突显，与朝廷的联系更加密切，来往的官员和文人更加密集，一些文人墨客甚至举家迁居于此。他们和广德本土文人一起，徜徉在桐汭两岸，寄情于山水之间。从白居易的食笋、皎然的桃花石枕、张志和的钓鱼台，到梅询的集仙台、曾巩的鼓角楼；从范仲淹的石溪发问、岳飞的金沙言志，到何大圭的玉船风动、辛弃疾的中秋寄远；从梅尧臣的采茗、周瑛的植桂，到倪涛的有感、朱元璋的美梦。大量以桐川八景、广德十景、广德古城为代表的风景名胜和以竹、茶等为代表的自然资源，被写入诗词歌赋，以灵秀、自然、清淡为特点的广德地方文化色彩开始出现。4、宗教的影响《明一统志》云广德人“喜事鬼神”，旧志亦云“俗信巫而尚鬼”。从汉朝开始，相传宝林禅师“有神术，常就横山巅一石坛，朝夕屈膝其上，讽诵经典，开山悟道[10]”，时张真君“尝学道于横山，师事宝林禅师，昕夕礼斗甚虔，道成，就山巅大构北斗殿[11]”，徐仙则选择城南的丹井山“择而居焉”，“就山凿井炼丹[12]”。到了唐朝，广德的佛教、道教蓬勃发展并开始兴盛，智通禅师、法苑禅师、慧琳、慧静等高僧和道教的苍仙等都曾在此修行研习、传播教义。智通禅师“居横山石坛，虔心求道，《法华经》一部凡七卷，每日于山腰路上诵一回[13]”；法苑禅师则于唐天佑年间，修建通天寺、圣感寺，讲经授徒；苍仙“爱羲苍佳丽，幽栖久之[14]”。同期，崇法寺、东泉寺、灵山寺、竹山寺、保安寺、云门寺、天宁寺、牧马寺、唐兴寺、上辛丰寺、张君祠、武田庵等有名的寺庙道观相继建成，史载“环四境计之，佛庐几于栉比[15]”。佛、道两教的发展加速了汉文化在广德的传播，奠定了广德“江东道院[16]”的称号。5、祠山信仰的发展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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