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维驹,年8月出生于安徽省广德县一个农村富裕家庭。童年起他目睹农民的艰辛、贫穷,受欺压、受剥削,求学起又受老师“人贵自立”的教育,在幼小心灵里就想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年6月在安徽省立第十二中学读完初中就离开家乡到上海,考取国立同济大学机师科,学习5年,年4月毕业。毕业后留校任同济大学实习工厂技术员兼实习指导教师。从此,他圆了童年的梦,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为虚伪的道德观念所束缚,解放时将家里留给他的一份遗产全部上交政府,并衷心拥护土改,痛恨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思想。
年2月离校,先后赴重庆、桂林、宝鸡等兵工厂供职,时任技术员、工程师。秉性耿直、作风朴实的他,辗转南北十余年仍是前途渺茫,找不到一个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立足之地。在那个年代见到的是一些终日辛勤、兢兢自守的人群,结果是仅可温饱,然而一些耍嘴皮、靠手腕、不学无术者倒是饱食终日、高人一等。
年12月在重庆50兵工厂工作期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民党发动内战已成事实,他认识到参加武器制造就是自己残杀自己人,于是就以身体衰弱为借口,于年离开兵工厂。年几经周折回到上海,经同学介绍到上海通用机器厂工作,没过一年,上海解放。柳暗花明,通用机器厂扩展改建为上海汽轮机厂,报效国家有望了。不久上级任命他为技术检查科科长,他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丰富的管理经验,积极开展业务:领导组建了理化试验室;制订了产品质量检验制度,从原材料进厂到产品出厂都进行严格检验,管理井井有条;为提高效益积极开展标准化工作,推广生产互换性产品,使定型产品的主要零件达到互换的装配要求,为汽轮机厂的发展和生产优质产品创造了条件。年3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对他是莫大的信任和鼓舞。
年4月他被调往上海氮肥厂(后改为上海吴泾化工厂)筹备处任总工程师。在此期间,由于他工作业绩显著,同年光荣地代表科技界当选为上海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年5月调赴北京,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技术副主任。从民用企业调到军工单位,并任领导工作,对他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意识到责任的重大。发动机堪称是导弹的“心脏”,导弹的射程、飞行速度全靠发动机的性能。年苏联撤走了专家,带走了资料,当时,全靠自力更生,独立研制。他以从事汽轮机工作多年的丰富经验和同事们一起夜以继日、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设计和制造领域的技术,起到了一个技术指挥员的应有作用。年11月被授予技术中校军衔。在短短几年中,克服了材料、工艺、设备及推进剂等方面的重重困难,至年6月先后仿制和研制成功了近程弹道导弹、中近程弹道导弹的液体火箭发动机。
年五院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同年6月调到第三研究院厂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到任不久被任命为厂长,领导组建我国第一个飞航导弹总装厂。厂原是为研究所服务的一个非标准设备加工厂,基础较差,要把它改建成导弹总装厂,困难重重,这时他已年过半百,还患有较重的胃病,但他仍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丰富的办厂经验,组织队伍、制订规划、订立制度、组织实施,使各项工作做到忙而不乱,有条不紊。边设计、边改造、边试制,在部、院大力支持下,用不到1年时间生产出了符合验收条件的静力试验弹,又用1年时间拿出了用作飞行试验的自导弹。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非常时期,用不到5年我国第一代改型设计的岸舰导弹,以7发6中的优异成绩达到设计定型标准。从此,我国有了飞航导弹试制、生产基地,为后续多种型号研制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年这一导弹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在“文化大革命”年代,骆维驹也受到冲击,离职又复职。他工作到年离休,已是古稀之年,他为航天事业呕心沥血整整奋斗了21年。年病逝于北京。骆维驹同志60年代中期负责组建飞航导弹总装厂并组织试制生产了我国第一代飞航导弹,为我国航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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