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江南光山移民分布区域安徽省徐

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1(海外学人)出版的美国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说：就地理而言，受太平天国的捻军战争蹂躏最烈的地区是安徽全省、江苏南部(只有因迅速兴起的主要通商口岸上海而受到充分保护的松江府除外)、浙西、赣北和湖北平原的一部分。华北则除豫西南和鲁西部分地区以外，大体幸免于大规模的战祸。安徽是双方必争之地，受创最深。

皖南广德县在长期磨难中幸存的本地士人描述了这场大灾祸:

自庚申二月贼窜州境，出没无时，居民遭荼，或被杀，或自殉，或被掳，以及饿殍疾病，死亡过半。存者至于无可托足，皆迁避于南乡算竹堡。堡民负险拥众，其地倚山，四面环抱，廓其中而隘于路口，故易守。贼屡攻不克，益壮其声势。最后为贼酋洪容海率党攻破，大肆屠戮，居民无得脱者。庚申至甲子五年中，民不得耕种，粮绝，山中藜董薇蕨都尽，人相食，而瘟疫起矣。其时尸骸枕藉，道路荆榛，几数十里无人烟。州民户口旧有三十余万，贼去时，遗黎六千有奇，此生民以来未有之奇祸也（光绪六年《广德州志》卷60页25上-下）。

同治三年（）春夺回南京之后，曾国藩立即命令在安徽进行（移民）这项任务（《剿平粤匪方略》（同治十二年刊本）卷页1上--上）。幸存者也急于返回故乡，特别是在获得豁免赋税甚至官府的财政资助的保证之后。从官民双方的眼光看，没有什么比重新定居和生产更急迫的了。由于官府的善后资助通常是根据人口的数目和需要按比例发放的，户主没有理由少报幸存人口。同治四年()开始的外来移民及其迅速增加，不仅反映人口重建最好的史略，战后该地移入的人口来自湖南、湖北、河南、浙东及皖北若干地区。各种形式的数据和材料，诸如人口数字、当地政府有关外来移民的数字和文件、废弃的土地和以后垦复的数量、有时碰巧甚至有远地移民输出地点的记载，都符合并肯定（安徽）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人口的急剧减少。

安徽由于地位更居中心，战祸波及范围也特广，吸引了各省农民。在皖南丘陵区落户的移民来自湖广、河南、浙江中部和南部的县、若干淮北县。安徽中东部战后仅30%-40%人幸存，主要依赖来自豫南和本省几县的移民。河南的人口膨胀，加上光绪三年至四年(-)的华北大旱，又使河南、山西和陕西大批灾民加入新的移民洪流，移人安徽淮北各县。对安徽少数几个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较小县份的农民来说，一度人烟稠密而今却一片荒芜的衣田、在省内到处可见，垂手可得。尽管有移民不断涌人，战后安徽的人口总的说来，比苏南和杭州湾三角洲少。农业的恢复也因频繁的天灾、盗匪以及本地人与移民之间经常发生的冲突而步履维艰。

李应泰《重修宣城县志序》曰：“当寇氛肆扰，发逆捻憝蹂躏殆无虚日，惟宣邑被扰极久极遍，以是户口凋残，百不存一。”也就是战时宣城人口损失达99%。据陆再奇《清咸丰同治年间宣城人口损失考量》载：清咸丰四年（）正月至同治三年（）九月，太平军与清军在今宣城市境内相互争夺前后长达十年零九个月，宁国府城和广德州城先后八次沦为双方争夺战场，泾县、宁国、旌德、绩溪、建平（年更名郎溪）五座县城先后二十一次沦为战场。战争不仅遍布全境，而且在很多地方多次得而复失，形成混战和拉锯战局面，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中后期尤为激烈。

《平浙纪略》云：“太平军盘踞金陵，视皖南为四达之衢，日驰骋出没其间，鹘落豨屏，飘忽无常，东备则西走，尾击则首应。”清军浙江提督邓绍良、湖南提督周天受，总兵戴文英、李嘉万，副将荣陞、朱景山、蔡应龙，皖南道尹福成，宁国知府颜培文，宣城知县王乃晋、建平知县何预纶、泾县知县崔琳、宁国知县吴世昌和李鸿等在境内战死；太平军根王蓝得仁、匡王赖文鸿、黄文英等在境内战死，保王童容海、奉王古隆贤及多名重要将领在境内投降清军。

南京金陵大学农经系民国二十五年关于《豫鄂皖赣四省之租佃》调查报告中载：“宁国县在太平军退出的三年（注：年至年）内荒无人烟，（因没有老百姓需要管理），宁国知县（张志学）只得住于设在宣城县的宁国府内，后来从徽州、福建、浙南迁来少数客民，待到湖北、河南灾民大批南来，人口才渐多，（才搬回宁国县衙办公）”。直至乱定五年后的同治八年（），全县仅有男女人丁人。

同治三年，南陵人刘镇鐈《上曾涤生相国议善后条陈》中写道：皖南久历奇惨，烟户稀少，甚有数十里不见人迹者。自咸丰十年以来，大伤元气，人民死亡，房屋灰烬，田地荆棘，奇灾异变，亘古未有。人民死亡，尸骸狼藉，村内村外，池中井中，在在皆是。本朝列圣培植之泽，祖宗贻谋之业，荡然无存。文物之邦，自经变乱，礼义廉耻扫地以尽。

曾任建平知县、安徽布政使、浙江巡抚、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对此深有体会，他在其《办理垦荒新旧比较荒熟清理庶狱折》中分析认为：士人商贾，或外有亲友，生计可投，或向于道路往来熟悉，或稍有轻便衣赀可携，以为苟且糊口之计，故流散者虽多，死亡者较少。至于各处农民，外无可携，贼氛所至，被掳者死于锋镝，避匿者饿填山谷，故流散珠少，死亡最多。

同治三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奉旨会同安徽巡抚乔松年等“查明皖省各州县应征钱粮、杂税，分别被灾轻重，酌拟蠲免年份。”经过一番调查，曾国藩他在上报的《豁免皖省钱漕粮折》奏折中称:“臣等复安徽全省，贼扰殆遍，创巨痛深。地方虽有已复之名，而田亩多系不耕之土。其尤甚者，或终日不过行人，百里不见炊烟。据查核，皖南徽、宁、广等属兵戈之后，继以凶年，百姓死亡殆尽，白骨遍野，此受最重者也。”

（为了解决苏皖赣抛荒严重、民政废弛的问题，同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两江总督曾国藩采纳了薛福成的建议，上书朝廷要求实行“召垦升科”政策，得到清廷允准，于是《皖省开垦荒田章程》随之发布。

“召垦升科”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一)成立农本局专办垦务，局务由官绅共同办理；(二)发放耕牛、粮种和贷款给农民，牛按原价的20%分三年还本，粮种秋后还，贷款不计利息；(三)鼓励绅商捐资开垦；(四)承认原有土地所有权，但对有佃户而无主的土地，暂由佃户管垦；对无主又无佃户的荒地，则由官府募佃垦种。

同治三年(年)以来，皖南各县注意招徕客民耕垦，优惠的移民垦荒政策吸引了大批外地人纷纷移居皖南山区。这些客民或因人多地少而被迫举家外迁，或因旱涝频繁无以为生才来此定居。客民以湖北人、河南人居多，其次是安庆人和浙江人。）

为了“分别被灾轻重，酌拟蠲免年份”，曾国藩将安徽境内所辖五十七个州县依受灾程度划分为最重、较重、次重、稍次四个等级，其中受灾最重的十一个州县分别是绩溪、宁国、旌德、太平、宣城、南陵、泾县、青阳、石埭、广德、建平。

曾国藩核定的《皖省开垦荒田章程》，也以“皖南新复地方，流民未集，其田产荒芜，以宣城、南陵、泾县、旌德、太平、绩溪、青阳、石埭、建德九县为最”，拨给九县湘平银2.7万两，用于开垦荒田。

同治七年（）八月，继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在其《招垦荒田酌议办理章程折》中也认为“兵燹之后，各省之中以皖南荒田为最多，其地方亦以皖南为最盛，如宁国、广德一府一州，不一数百万亩。”

复旦大学葛庆华认为：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皖苏浙交界地区各州县由于自然、社会条件的差异，战时人口损失差别较大。宁国府（辖宣城、宁国、泾县、旌德、南陵、太平县）人口损失最大，次之为广德直隶州（辖建平县）、苏南七县（辖溧水、高淳、句容、金坛、溧阳、宜兴、荆溪县），湖州府（辖长兴、孝丰、安吉、武康、德清、乌程、归安县）最低。以分县来说：宣城、宁国、广德、建平、溧阳、句容、金坛、宜兴、荆溪、安吉、孝丰、武康、南陵、旌德、泾县等人口损失率都在90%以上；次为溧水、长兴、德清、太平等县人口损失率在80%-90%之间；乌程、归安、高淳人口损失率在80%以下。

《同治三年皖南肃清上曾涤生相国议善后条陈》文分析的最为透彻全面。文曰：皖南情形与他省迥异，江西江北多平原旷野，势宜谨守城营，兵法云“平地守城”是也。城镇而外，聚族而居者类皆茅舍数十间，无大村落，故坚守城营，贼来驻扎，势不能久。皖南则不然，山势罗列如城，堪舆家所谓罗城也。古来建立郡县，大抵因山势制宜，皖南南与浙省接壤，东与江苏连界，皆有山如城以为之限，惟分高下耳。至于郡县，罔不各有所谓罗城，俨若自成一家，山势环列如城，其缺断下处居然如门，所谓隘口也。大厦鳞次栉比，千家万家群居聚处，村落之盛势媲郡县，故贼数十万众至，随地安下窝巢，绰有余裕，不必得城池，可以久驻。盖我皖南富庶不在城池，而在乡村，徒守城池，贼来乡村，惨遭蹂躏。一城空存如乔木然，枝叶蕃茂浓阴蔽复数十亩，今任樵夫牧竖日夕，荷斧缺斤横肆肃落，而徒饬其固守一干，欲何为者？为皖南议善后事宜，生以扼守隘口为第一策。隘口不守，流民不敢安集，田地不能开垦，恐又适以资贼也。

清王希曾《请给款抚恤难民文卷》载：兹于（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官军收复（广德）州城，城内现存本地难民数百口，并外来者亦有数百口，均皆淹淹垂毙。自城池克复后，流民暂次归来，四乡约五千有奇。说明同治三年广德已开始移民。

陈伟《晚清时期的郎溪移民》记：郎溪是皖南地区最早招民垦荒的县，从人口占比看，也是吸纳移民最多的县。“皖南垦荒客民，以广、建二州县为最多，招徕开垦亦以广、建为最早。”（《奏建平县客民请援案与考文卷》，《广德州志艺文志》）。第一批移民是在同治四年（）落户郎溪的，“同治四、五年有河南、湖北等省客民陆续挈家就垦。”（同上）。移民以垦荒农民为主体，以湖北人、河南人居多，浙江人和本省江北人次之。他们在家乡或因人多地少被迫举家外迁，或因旱涝频繁无以为生而出走，大多是同宗同姓结伴而行，途经芜湖由水路辗转来到郎溪。当时的郎溪人少地多，房屋多空置，移民过来后可以根据各自的生活习性择地而居，“插标划田，立界为山，据室为家”，形成了“湖北人占田、河南人占山、安庆人占滩”的局面。

第二批移民主要是前期移民落户郎溪立足后，又返乡召来的亲朋好友，或是主动前来投亲靠友的，也有携家带口靠沿路乞讨过来的。虽然同治末年官府已经明令禁止两湖等地移民再来本地垦荒，但民间的自发迁徙行为并未因此而中断。光绪四年，时任郎溪知县汤鼎烜曾上书宪台：“客民不准南来，而渐来者仍复不少。”（《广德州志艺文志建平县详覆公田款文案》）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外来移民的涌入，使郎溪人口得到及时补充。光绪五年时，郎溪境内已有户，人口为。其中湖北人占十分之四，河南人占十分之三，浙江人和江北人（含安庆人）各占十分之一，土著及湖南等省人占十分之一，移民已占全县人口九成多。

郎溪移民来源地域广，大多杂居于城乡，成片集中居住的相对较少。河南移民分别来自光山、罗山、商城和固始等地，以光山和罗山居多，主要分布在建平镇、新发镇、涛城镇、梅渚镇、十字镇和凌笪乡。建平镇建桥村、凌笪乡下吴村、涛城镇梅村和红星村，均有聚籍聚族居住的河南人，他们讲河南话（属“中原官话”）。据《郎溪县志》记载：郎溪使用河南话的人口约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十，即3万人左右。

据李斌《豫南·皖南故乡·家乡》一文说：位于皖东南的广德县、郎溪县，县传统的吴文化地区。在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半个多世纪中，由于战乱、疫病等原因，人口锐减，导致大规模的移民，逐步形成以河南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和湖北移民带来的西楚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结构，其中尤以位于豫南的光山县移民为众。

焦正达《历史悠久的宣州河南移民》的文章对光山县在宣州的移民情况有很多详细的记录:

广德、郎溪、宣州的河南移民多数是豫南人，而宣州的河南移民基本上来自信阳的光山、罗山两个县。

晚清河南移民始于同治早中期（约-年间），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河南移民主要居住在宣州东部的丘岗平畈地带，与广德、郎溪的河南移民邻近，他们很多人都是乡里乡亲，子孙后代一直都有来住。

现今宣州河南移民后裔较集中的区域为洪林镇七景、棋盘村，沈村镇西店村等地，杨柳、周王等乡镇也散居了部分。据七景村委会主任易明华介绍，他的老家是光山县马畈镇易家大院，是典型的人多地少的大家族。当年祖上得知江南移民的消息后，虽然激动，但很慎重，先派出几个精明能干的族人去“实地考察”。这些人可能在路上也遇到一些身负同样使命的老乡、大家伙儿一路南下到了宣、郎、广这一带，见这里有山有水有田地，还有很多空房子，房子里甚至还有家具农具，修补清洗就能使用，果然和官府宣传、民间流传的差不多，无不欢欣鼓舞。可能还有其他因素使他们看中这里：一是这里的地形地貌和亚热带半湿润型气候和光山相近，但毕竟是江南鱼米之乡，土地肥沃，资源丰富，远胜光山；再是这里还有河南人生活，有老乡好照应

在战乱中，“棚民”因身处偏僻之地而较少减员，战后也成了招垦对象，他们纷纷走出深山择地而居；如戴盘在《严陵纪略》里所说，棚民“昔日无田可耕，而不能不种山；今日有田可种，而能改种山为种田”。于是。易家的“移民先遣队”及其乡党们，在这片土地上插了一个个竹签作标记，所谓“插标划田，立界分山，据室为家”，等于明白昭示后来者：这些土地房屋是我们的了，你们请便。然后光荣回乡，家庭在祠堂召开大会，研究某几支某几房某些族人迁出事项，会议通过决议后立即付诸实施，效率极为明显。

易家属于有计划有组织的移民，更多的人家是跟风随大流，马畈镇李、包、陈等家族同易家大部队一道南下，后来陆续又有其他“杂姓”的远近乡人跟踪而至；一传十十传百，移民队伍滚雪球似的不断壮大。到了同治后期，因移民众多，良莠不齐，聚众生事现象日趋严重，土客冲突不时发生，苏、浙、皖三省先后禁止外地移民，为此曾国藩还不得不令水师统领彭玉麟派兵船沿江堵截，移民势头才有所减缓。

沈村镇丁店村现有人口多人，其中80%为河南籍。丁店的河南移民开始也是光山人多，仅小杨村、木鱼冲2个自然村里，光山陶氏移民后裔就有近千人；孙氏、崔氏、王氏各有-人。村民兵营长王庆跃祖籍光山长兴镇小杨村，属“三槐堂”王氏谱系，是当地望族。王家的情况与易家相似，也是分支分房外迁。王庆跃祖上亲兄弟几家迁宣州，其他族人有的迁到广德新杭、柏垫等镇，有的迁到郎溪。王庆跃说，他小时候曾听家中老人说起，丁店的河南人很多是在“三年干旱”时期逃荒出来的，河南很多地区都有难民外逃，这些难民们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哪里有饭吃就到哪里，一路都有人死，一路都有人留下，其中就有留在宣州的；留下的除了务农，就是做“一打铁二放血（杀猪）”的手艺。

经查证，光绪二年（），淮河以北广大地区出现严重的旱情，河南90余州县有75州县受灾，粮食大幅度减产，只有殷实家庭可勉强度日。光绪三年、四年，竟然四季持续缺雨，重灾州县达86个，夏秋两季无收，一点秋禾也成了蝗虫的口粮；百姓“逃荒者相望于道”。安徽等省虽也禁止招垦，但执行并不彻底；加上特殊年景，对有亲戚乡邻已移居本地的河南人仍开了绿灯。时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说：“河南本有耕于皖南之人，故过江而来者资之即行，遇雨雪始流连数日。此有亲友族邻可倚，无待官为督促收恤之，佣保之谊不容辞者也。”王庆跃的转述与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相吻合，至少有一部分丁店村的移民是大旱逃荒过来的。

光山移民在太平天国后期河南移民中有文字记载是人数最多，地域分布最广的一批，因此，做为移民集中地的苏浙皖交界地区，是光山移民的当然分布地带。据葛庆华著《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说皖南地区（光山移民的分布）：

广德州同治三年()前后，两湖散勇迁居广德，“不用置产而有田可耕,不用建屋而有房可住,（《上海新报》同治九年四月五日）成为广德的第一批移民。此后，“江督曾侯出示招垦，于是楚豫各邻省之民络绎来归，坌集境内，垦荒纳税”。（光绪《广德州志》卷十六《田赋志，户口》）外来移民的迁人时间，主要集中在同治末、光绪初年.移民数量的变化说明了这一点。

广德移民来源广泛。外来移民，据光绪年间统计，”湖北人居其四，河南人居其三，江北人居其一，浙江人居其一，他省及土著共得其一”。以后随着移民的续迁及各自发展的不同，至民国年间，各地移民所占比例发生变化。河南移民跃居首位占总人口的十分之六，其他各地移民,湖北人居其二，江北人居其一,他省及土著共得其一。（光绪《广德州志》卷未《补正》;民国《广德县志稿》第二十册）

根据移民方言在境内的分布状况及调查资料，各地移民分布如下:

河南移民(来自光山、罗山、商城、固始等县)分布在县境北半部的平畈区和丘陵地带，如今高湖、邱村、彭村、流洞、新杭、砖桥、独山、赵村、下寺、山北、花鼓等乡镇。

湖北移民(来自荆门、钟样、孝感、南漳等县)分布在县境西部、南部的丘陵地区和山区，以今苏村、石鼓、独树、月湾、汤滩、四合等乡镇最为集中。卢村、同溪、桃山、梨山、柏垫、风桥、清溪等乡镇为河南、湖北移民的混居区。

建平县(今郎溪县)战后随着曾国藩的人力招垦，“同治四、五年，有河南、湖北等省客民陆续携家就垦”。（《建平县客民请提案与考文卷》，光绪《广德州志》卷五十《艺文志》。）此外，还有被遣散的湖南兵勇。据《上海新报》同治十年报道:“曾中堂于克复金陵时特遣湖南勇丁五干名赴建平县安插、并令开展自食其力。湖南勇丁自到建平，于田之荒者辟之，屋之倾者整之，数年来安居乐业，几忘其为湖南人矣。”（《建平近事》，《上海新报》同治十年三月一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移民运动中，来自湖北、湖南、河南、江西、江苏以及本省(安庆府、庐州府、和州)的大量移民移居建平，使建平人口得到大量补充，形成五方杂处的格局。在建平县移民以来自江北地区的为最多，如永夏二保共户、按其籍贯划分、安徽江北地区68户，皖南地区1I户，湖北17户、湖南6户、河南2户、江西1户、江苏13户、本地45户，（《郎溪县东夏乡东夏二保户口清册》民国三十五年()）。江北移民占绝对优势，全县的情况大致相同。因此，今郎溪县有“小江北”之称。

河南移民分布在县境北部(郎川河以北)的今国南、梅渚、定埠、瘦笪、下湖等乡镇。（《郎溪县志》第三十五《方言》，方志出版社年1月版）

宁国府、宣城县(今宣州市)“自兵燹后,地广人稀，田多荒废，又毗连广建，当时情形不得不借客民协力开垦。”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招徕下，两湖、河南及江北等地移民纷纷前来就垦。至同治后期，土客之间因土地等问题时常产生矛盾。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宣布停止招垦,并请彭玉麟派兵船在沿江堵截，但无法阻挡外地移民的迁移势头。同治十三年()宣城县令黄祺年又仰请湖北、河南巡抚发布禁令,但各省客民仍有潜入宁郡开田”者。直至光绪二十六年(),还有一批应山移民迁居宣城。

同治初年,宣城县移民以“湖北客民最为强盛，河南客民少于湖北”,此外，“江西、福建流民，蝟集四境，租山扎棚，栽种烟靛、白麻包芦、薯蓣等物。（《客民禁入皖省宣城示》，《申报》同治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光绪《宣城县志》卷《疆余，形势》。）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使宣城的人口发生重大变化，这给民国年间的一位旅行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旅行记中描述道:据本地人说:‘因洪杨战后,城市尽成废墟,本地人民非死即流，故至今若在城中欲觅一地道宣城人，颇非易事。”

（宣城）移民主要分布在县境的东部和南部。湖北移民分布在水东、新田、洪林、棋盘等乡镇，尤其是水东镇，全镇五万人口中，湖北籍人占百分之七、八十。河南移民分布在东部的洪林、丁店、建国等乡镇。

宁国县“兵燹后土著稀少，旧地荒芜，自同治五六年以来,两湖、河南以及皖北等处客民携带家口，前来就垦者人数众多。（《客民入籍原案》，民国《宁国县志》卷十四《杂志、大事记》。）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来自湖北、河南、湖南、浙江、福建及本省安庆(含潜山、桐城、怀宁)和江北(含合肥、庐江、巢县、无为、和县、含山等县)等地的移民次第迁入，形成五方杂处的格局。据民国年间的一位旅行者观察,在宁国的外来移民中，以两湖、安徽本省的移民数量最多，“宁国的一个特点，和徽州各地全然不同的,就是居民中本籍人民的稀少，盖尚不及百分之一。据云以湖北客民占最多数，约占全县半数左右;此外以安庆、绩溪、旌德及江北各县的移民为多”。这与史料记载相吻合，“乱后大半客民，首两湖，次江北”。（洪索野《宁国景象》，《皖南旅行记》，中国旅行社民国二十二年版:李应玮:《皖志便览》卷二）

南陵县战后也接纳了大量的移民，据《申报》报道:“宣、南、宁乱后土著稀少,同治初年有创议令楚南北之人携室米佃此土者,于是趾踵相接，蔽江而至。.不数年，客即十倍于主，因是有客民之号。”光绪二十年前后，外来移民已占全县人口的十之七八，南陵几成为一个移民世界。（《客民滋事》《申报》光绪九年六月十六日:李应珏《皖志便览》卷二。）

（光山）移民主要分布在县境的西北、西南和东南的丘陵地区。湖北移民分布在城关北]画眉嘴、葛林乡的千峰及何湾乡的何湾村、椿树园等地。（《南陵县志》第二十九章《方言》,黄山书社年11月第1版。）

泾县同治三年()，湖北应山张姓一支族人迁居泾县，以后续至的湖北移民分布在东、北两乡垦荒。（《张氏宗谱》转引自《应山县志》卷二《人口》，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年11月第1版.第90页。）随着移民的不断迁人，土客矛盾激化，光绪九年()七月泾县和宣城两县联合发布告示，以使“土客相安，永泯诈虞”。（《晓谕土客示》、《申报》光绪九年七月二日。）泾县的移民运动一直持续到清末。

相对于宣城、宁国、南陵等县来说，泾县外来移民较少。光绪九年(),移民与士著居民因争垦荒田发生械斗，“土人愈来愈多，焚去客民房屋二百余椽，客民莫敌，遂逃至城中禀诉。邑令当即派兵弹压解散，然犹赳桓不服，拟将客民尽数驱逐。（《土客又斗》《益闻录》第二百四十八号光绪九年三月十五日。）据民国年间调查,泾县“农民籍贯，多本地人，客籍以无为、合肥、巢县、芜湖、南陵、宣城、桐城等县为多，湖北黄梅人亦有之”。（《中国经济志:安徽省泾县》民国二十五年()。）

安庆移民分布在县境西北部的孤峰、童瞳和东部的爱民等乡镇;湖北移民分布在东部的汀溪等乡。（《泾县志》第三十五章《方言》江苏古籍出版社年8月第1版.第页。）

旌德县战后移民的迁入过程不太明晰。至光绪中叶，时人指出“旌德多鄂、赣、怀、桐客民。（李应珏《皖志便览》卷二）此外，还有湖南、山东和河南移民。光绪十年()，旌德发生旱灾，因积谷不多，只对士著居民进行教济，引起外来移民的不满。“楚南寄籍该处之人，谓其办理不公，殊非为善从同之意，因于初九日夜结聚同党千余名，持械涌入县署”。（《客民滋事》《益闻录》第三百六十七号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一时集聚千余人，可见湖南移民数量之多。光绪十七年()五月，宁国县在河沥溪擒获”眶徒十五人，首系“河南、山东产，潜居旌德县有年。”（《宁国近事》、《益闻录)第一千四十七号，光绪十七年五月一日。）说明同治末或光绪初年，已有河南、山东移民迁入旌德。

由于资料的限例,对于移民在县内的分布状况知之甚少。根据方言调查资料可知，湖北移民分布在城关、东北部的云乐乡及俞村乡的上口村:安庆、庐州等地移民分布在城关、双河乡及俞村乡的乌岭沟等地”。（旌德县志》第三十三章《方言》，黄山书社年12月第1版第页）

太平县“兵燹后土著多贸易他乡，人烟更觉稀少。又有客民杂处其地，良莠既已不齐，萑苻因而不靖。”（《乡人获盗》，《申报》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太平县因地处宁国府南部，战后虽有移民迁人,但数量不大，主要以江北移民为主。“土民人稀,耕种大都赖诸客民，客民类皆江北人居多。”（《安徽白话报》第三期。）此外，还有少量的河南移民。光绪末年,河南移民为开垦，仁村河沙洲.“自杀一人以图害地方”。（《太平县志稿，人物类》。）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地处宁国府的旌德作为天京的外围屏障，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往来拉锯的战场之一。从咸丰六年（）至同治二年（）八年间，太平军四占旌德县城，清军及地方团练与太平军战争多年，加上连年旱涝瘟疫，使田园荒芜，人口流亡，饿殍陈野，旌德人口急剧下降。

至同治三年（），人口锐减到不足三万。大村十室九空，小村空无一人，“壮丁存者不及十分之二，老弱妇女百不存一。”同治四年后，形势渐趋稳定，外流者陆续返乡。战后旌德许多地方出现人口“真空”或“半真空”状态，大量土地闲置以至抛

荒，房舍多有空置，为外地移民预留了空间。因此，旌德同样成为战后移民招垦的一个地区。皖南地区的招垦，在湖北、河南等省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中间引起极大轰动。据当时的《安陆县志》记载：“同治六七等年，民间讹言下江南，种无主良田，住无主美屋，无一村一堡不轰动。凡佃户皆辞田而去，迁徙者不下万户。”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近代皖南地区（包括旌德县）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移民大多持安土重迁的观念，对远适他乡存畏惧心理，总是在离家乡近的地方找适宜的定居点。两湖、河南移民多是乘船沿江东下，到芜湖后，沿青弋江支流上行到旌德，选择这样的路线比顺水阳江而上迁往广德州的人数大大减少。其中通过乡邻、戚族提供自己定居的信息，影响到移民对迁入地的选择。此外，移民初到异地，在生产、生活诸方面都需要帮助，佃种他人的土地，也须有熟悉之人作保，“其异籍农民认垦荒田，须令田邻地保出具互保，俾知根底”（李宗羲《招垦荒田酌缓升科章程详文》）。这一政策，直接关系到移民选择熟人、戚族的定居地作为迁入地。这一波移民，从同治六七年（）开始直至光绪二十六年（）。

光山县移民在安徽省较为集中的区域以广德市为最多。虽然广德县在安徽，光山县在河南，两个县相距千里，可是两个县有着割不断的前世今缘。虽然光山人迁移至广德也有百年的历史，但如今还仍然保留着光山的绝大部分民俗文化，并代代相传，深深地影响了广德人。如：正月十五“送灯”、小孩出生“报喜”、广德皮影戏、广德民歌、广德旱船、等等民俗文化都烙印着光山民俗文化的影子。

徐厚冰在《广德与光山的前世今生》中分析了光山移民为什么在广德比较集中的原因：

广德毗邻苏浙皖处地域清时有驿道、大道、山道十几条，交通比较发达，移民下江南时，广德是西进东出南下的必经通道，“广德为皖浙门户”、“为苏常门户”，许多移民到达广德后，把这里看成迁移的第一站。

广德这里和光山气候条件、生产生活方式相近，这是使得移民能够很快适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从当时清政府方面来看，广德因战争和瘟疫后大伤元气，百废待兴，亟需恢复社会经济，时州府在信阳光山一带设招垦局，派劝农官，可谓大肆宣传迁移到广德的优惠政策，“划地为界，肥田尽择。”移民到达到广德后，又能享受免赋税等政策鼓励，遂使大批先民迁移并定居下来。据文献记载，在当时清政府的授意下，广德先后拟定出垦荒章程，设立“劝农局”、“招垦局”之类的机构招引垦荒，“客籍农民迁入垦荒者，接踵而至”。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及战后，移民的迁移形式呈多样化态势。既有个体迁移，但更多的还是群体迁移；既有夫妻母子同行，又有父子兄弟随迁，也有全家共迁，尤其是全家共同迁移在当时非常普遍。小孩放在扁担一头的篮子或者箩筐里，另一头装着锅碗壶罐等物，由小孩的父亲挑在肩膀上，家里其他人紧紧跟着，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一个扁担下江南”。

大多数光山移民是从陆路靠双腿行走一路逃荒要饭，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走到广德；少数光山移民乘船到达芜湖后，一般沿青弋江或水阳江上行，或步行迁到广德等地。

在光山移民大军中的主体是垦荒农民，因广德战时人口损失严重，荒芜的土地很多，各地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纷纷前来就垦。当然，移民中除了垦荒农民外，还有工匠、商人、艺人、军人等，但数量很少。

年至年广德，广德人口发展到人，籍贯构成已经变为河南人居多；到年广德人口近万，客籍人口约18.9万，占比85%，其中光山人在移民占有相对多的比例，至此广德形成了“小河南”或“小光山”。

建国（年）后至年间，从光山迁移到广德定居的人断断续续也有，只是数量不多，大多数是投亲靠友，非官方组织的移民活动。据笔者走访，原桃山乡（今卢村乡）小余村大洪堡村民组的老吴夫妻俩及女儿三人是年从河南光山迁来的，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户籍管理当时比较松，老吴一家从光山迁入广德案是移民大军中比较晚的案例。

据《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4,23(1):48-51刊高顺艳《太平天国战争后的广德县移民》记：（太平天国战后广德县）“四乡一无完善，田亩尽属荒芜”(《广德州志·艺文志》)，“尸骸枕籍，道路荆榛，几数十里无人烟，州民户口旧有三十余万，贼去时，遗黎六千有奇”(《广德州志·杂志》)。广德是皖南最早招民垦荒的州之一，官府在境内设立劝垦局多处，推选地方绅士朱礼元等人佐行局事，佃户领田、领牛、领种等事均由其承保，并严防田地抛荒，私自转让，同时制定招垦章程“出示招垦”，推行“插标划田，立界为山，据室为家”的优惠政策，即凡无主田山、房屋，移民均可自行划分，具册呈报领凭后便为己产。垦荒者“自开垦成熟起，免还钱漕两年，第三年征半，第四年全征”(《广德州志·天赋志》)。

“往往完租十亩，而实垦二三十亩”(光绪六年四月十六日《申报》)。为宽解民力，两江总督曾国藩于同治三年拨银五千两，次年正月拨银三千两用以购买耕牛、籽种，散给农民开垦荒田，秋季照章缴还，并蠲免从咸丰十年()到同治四年()广德民众所欠一切钱粮杂税。如此宽松的优惠政策吸引了“楚豫各邻省之民络绎来归，坌集境内，垦荒纳税，并入籍与考。”(《广德州志-田赋志》)广德成为皖南招徕垦荒客民最多的州之一。从同治四年()到光绪五年()，广德县人口从人(其中客民人)骤增至人，其中客民人，占了当年总人口的84.6%。无怪乎时人指出“土民百不足一，而外来垦荒客民则十倍于土民。”(光绪九年三月五日《申报》)。这场规模空前的移民运动在同治末、光绪初掀起高潮，并延续到清末。

在数量庞大的移民浪潮中，官府出面招来的移民占了绝大部分，“江督曾侯出示招徕开垦，客民糜集。”（《广德州志·天赋志》)据《广德州志·职官志》记载，同治、光绪两朝在广德任职的河南、湖北、湖南籍官员有16位，出于乡土观念，他们积极招引同乡前来就垦，初期移民的总体概况是“湖北居其四，河南居其三，浙江居其一，江北居其一，他省及土著共得其一”。随着人口的繁衍生息，至民国三十年前后，人口的籍贯构成又变为“河南居其六，湖北居其二，江北居其一，他省及土著共得其一”(《广德州志·补正》)。广德也因此而有了“小河南”之称。

河南籍移民后代，县境北半部的平阪区和丘陵地带较为集中，如高湖、邱村、彭村、流洞、新杭、砖桥、独山、赵村、下寺、山北、花鼓等乡镇。

迁入广德的移民包括商人、手工业者、私塾教师和各类民间艺人，其中以垦荒农民为主体，“皖南广德州自经兵燹后，人口凋残，所遣孑遗不过什一，外来垦户则居八九。该客民携眷远来自数千里至数百里不等。”(《广德州志·艺文志》)此外，战后遣散下来的游兵散勇也占据一席之地。

在土客农民的共同努力下，广德县境内荒芜多年的土地逐渐得到了开垦。到光绪五年()，熟田开垦数累计为.5顷，占原额田地的72%，到光绪中后期，荒田“已尽辟垦”，而这“悉赖该县客民等远来开垦之力”(《广德州志·艺文志》)。

后来，光山县皮影戏艺人余雁堂、肖轩元等人也先后迁至广德，当地土著开始向其拜师学艺，进一步扩大了皮影戏的流传范围。

移民迁入广德后，将原地的生活习俗也随之带来。先前广德居民的饮食结构与风味受吴文化影响较大，喜甜、淡，而较少咸、辣，而今天的广德人却偏咸喜辣，这种饮食风味的转变主要是受到“喜辛辣品，……无椒荠不下著”的两湖及河南移民的影响。

由于移民成分复杂，其中难免良莠不齐，“宁广所属以及余泗一带兵燹后，尤属土旷人稀，凡外来开垦客民，良莠不齐，尤易涸迹”，“其莠民挑唆词讼，强卖妇女，以及藏盗匿匪，聚众抗官者，种种皆有，加以宣城、宁国、孝丰、安吉、建平、长兴等处四面皆有匪徒，彼此互相勾结，……藉端渔利，滋生事端。”(《广德州志·艺文志》)由此造成“土客积不相能，已如水火”的局面。同治九年(），“广德等州县，客民麋集，劫夺频闻，强占田宅，并造有会馆，私藏军器，动辄聚众。”(《清穆宗实录》)清政府不得不谕令曾国藩、张之万等东南各省督抚派员弹压。

秦首武《太平天国后广德移民探究》一文研究：广德县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处，“川谷盘纡，襟带吴越”，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太平天国战乱期间，这里成为战争的重灾区。由于战乱及随之而来的瘟疫，当时的广德人口死亡殆尽，死亡总数接近30万。太平天国战乱后，在广德及周边地区掀起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截止宣统三年()，广德县移民及其后裔约25万人，占当时广德县总人数的82.5%。现在，近52万的广德人口中约90%以上都是外来移民的后裔。这场人口迁移运动规模大，时间长，从清朝同治初年开始，历经光绪、宣统两朝，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

清光绪胡有诚等编纂的《广德州志》卷十六《田赋志》中记载：由于清政府的招垦，“楚、豫各邻省之民，络绎来归，坌集境内，垦荒纳税，并入籍与考，不久客民即为土民”。

根据年版《广德县志》及调查所得资料，广德移民分布大致是这样的：来自光山、罗山、商城、固始等县河南移民主要分布在县境北半部的平畈区和丘陵地带,如今邱村镇的高湖、邱村、赵村、下寺、山北，誓节镇的花鼓以及新杭镇的彭村、流洞、新杭、砖桥、独山等村或社区。还有县境西部、南部的丘陵地区和山区，如誓节镇的苏村、石鼓、杨杆，杨滩镇的独树、月湾等村或社区以及四合乡境内，现在的卢村、桃州镇、柏垫镇部分村或社区为河南、湖北移民的混居区。

原创作者：李勇，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佛像印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印社社员、信阳市根亲文化研究会理事会员、司马光文化研究会理事、光山县政协文史资料撰稿员。本平台编辑：徐厚冰，本文由作者授权在本平台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