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首武
第期
（原载《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年第3期）
本文根据张万海同志生前同其子——深圳大学张吉良教授的对话录音及相关档案资料整理。
我一九二八年农历五月初十（公历六月二十七日）出生在广德县六区杨杆乡柏村（现誓节镇杨杆村柏村村民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兄弟姐妹7人，我排行老六。8—15岁在家放牛，16—21岁种田。但是家里很穷，时常挨饿。
平日经常听四邻八乡的人说宣郎广一带有新四军打游击（当时老百姓都叫它“新四兵”，也有人叫“板凳腿”，因为一条板凳有四条腿，所以就用它来暗指新四军），当新四军不仅有饭吃还官兵平等，所以心里就一直盘算着想去参加新四军。
年4月7日早晨，我因为睡懒觉起来得晚，揭开饭锅一看，早饭被兄弟姐妹们吃完了，心里很是不快，这时母亲又埋怨了几句，于是我就一跺脚，背着父母偷偷跑到郎溪县长春乡加入了新四军游击队。后来才知道，母亲由于不知道我的下落，急得天天在家里哭，眼睛都快哭瞎了。
当时部队属于皖南独立营一连，由于表现出色，8个月后（年1月）我就当上了连里的侦察班长。这个班长职务一直干到年12月在朝鲜负伤，前后长达3年时间。
刚参军时国家还没解放，我和战友们经常摸黑袭击国民党乡公所，将没收的粮食、衣物分给当地老百姓。战斗中我们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还枪毙了一批勾结国民党、欺压老百姓的恶霸地主。当时，有的国民党保长和乡长认为在郎溪的新四军游击队势单力薄，翻不起大浪，于是就大肆搜捕、杀害游击队战士。为此，我们经常要通过地下党组织解救被俘的战友。国民党军队坏得很，经常跑到村子里抓壮丁；老兵还经常欺负新兵，动不动就把他们剃成光头，这些抓来的新兵也恨死国民党了。但老百姓都拥护新四军，我们在宣、郎、广三县来来回回打游击，很少有人向国民党通风报信。
那时的行政区划和现在不一样，当时杨杆在广德六区。我们打游击也分区，现在的国道（马路）以南归广德游击区，马路以北属郎溪游击区。大军渡江后，宣郎广一带还有不少国民党残余部队，经常偷袭我们。
记得有一次天刚蒙蒙亮，部队在郎溪分界山山芋地旁的棚子里遭到了国民党部队的突然袭击，我和战友们仓促还击。战斗打响后不久，不少国民党兵就开始弃枪逃跑，有的还化妆成老百姓想骗过我们的哨兵溜走，不过最后还是被我们认出来，统统抓了起来。这一仗俘虏了不少国民党兵，还活捉了一个名叫何德兵的国民党司令。
还有一天早晨，郎溪乌鸦山起大雾，我刚上完厕所，营地周围山上突然枪声大作。不好，部队又遇袭了！过了一会儿，就听到有人大喊，说是淮海战役中曾救过粟裕司令一命的战友胡振东被匪兵开枪打伤了。老胡当时在6班当班长，我是4班班长，平时很熟，亲如兄弟。他原名叫杨德山，后来招亲改姓胡，当过副排长。解放后调到广德县蔬菜公司当股长，最后在主任位子上退休。这一仗好险，由于猝不及防仓促应战，我差点也丢了性命。
年8月15日，我在郎溪驻地经明宗福和夏永清两位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半年后因表现突出转为正式党员。在党内我先后担任过党小组长、支委委员和副支书等职务。那时候部队里党员少得很，我们连包括连长在内也只有7个党员。
年6月，我从郎溪独立营调到华东教导团（驻地芜湖），在那里每天都要学军事、学打靶、上政治课。教导团有3到4个营，一个营有的是四四编制，有的是三三编制，下设连队，一连有多人。由于是教导团，所以不管是营长还是连长，都要下到班里当普通战士，领导们还经常给我们打水洗脚，那个样子真叫官兵平等！教导团的伙食很好，饭管饱，有时还有肉吃，这让我们这些参军前根本吃不饱肚子的穷家子弟感到很幸福，觉得干革命这条路走对了。在教导团时部队招飞行员，我也报了名，先是过了很多道体检关，但最后一关还是被刷了下来。
年8月，我又被调到警备团。不久部队便开始抽调人员组建志愿军部队赴朝参战。当时不是谁想去朝鲜就让去的，只有身强体壮、思想好、表现好的战士才能选得上。从郎溪独立营出来参加抗美援朝的战友有7人，杨杆籍战士就我一个，但要把宣、郎、广地区的都算上，人就多了。
年10月，我离开警备团从芜湖登上军列，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到达辽宁丹东，被编入志愿军二三军六七师一九九团一营二连。虽然当时我已是名党员了，但还是个文盲，斗大的字不识一升，你要问我们军长、师长叫什么，我到现在都不晓得。我们普通战士没文化，不懂大道理，但绝对服从命令，部队说开拔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出国前部队进行了战前动员，要求各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朝鲜人民一针一线。随后我们就换上志愿军军装，开始理发、上交个人物品，部队文书还教我们在自己的土黄色背包帆布罩的拐角处用朝鲜语写上自己的名字。这时候大家既兴奋又紧张，只等着上级一声令下，开赴前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记得我们是在下午6点多天快黑的时候从丹东进入鸭绿江对面朝鲜新义州的。当时，美国空军已经进犯到中朝边境，不停地轰炸鸭绿江大桥，非常嚣张。为了保护鸭绿江大桥，志愿军在鸭绿江沿岸和大桥上部署了大量高射炮和探照灯。我们一到朝鲜，就碰到了被美国鬼子打散后向中朝边境撤退的朝鲜人民军部队。人民军同志看到志愿军大部队迎面走来，就主动闪到路旁的农田给我们让路。一路上我们还碰到了不少朝鲜老百姓带着小孩逃难。出发前战士们把个人物品都上交了，但每个人的口袋里都装满了水果糖。当时水果糖可是好东西，大家都舍不得吃，可一看到朝鲜小孩大家就纷纷掏出来塞给他们。孩子们拿着糖果高兴得像过年似的，不断朝我们微笑、招手、喊话，我们虽然一句也听不懂，但心里都很高兴。
十月份的东北天气很冷，我们一到丹东上级就发了新棉衣，入朝前又发了羊皮袄。刚去朝鲜时我只有22岁，是班上年龄比较小的。战友们来自全国各地，我们连长就是山东人，40多岁，大高个，人很好。行军时我们每人携带发子弹、4个手榴弹、10斤大米、干粮，再加上被子、换洗衣服、肥皂、水壶等生活用品，身上背的足足有五六十斤重。刚开始我们用的是中正式步枪，不久就换成了苏式冲锋枪和转盘机枪。这个转盘机枪火力猛得很，一次可以装72发子弹。后来我们还用上了手雷，这玩意儿黑不溜秋像个小乌龟，大家都叫它“乌龟弹”。
一进入朝鲜境内，我们就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战斗，每天都有战友受伤、牺牲。连续作战导致部队不断减员，再加上冻伤的战士很多，过不了多久部队就要重新编组一次。从郎溪独立营抽调出去一起参加抗美援朝的另外6个战友，我后来再也没见到了，回国后这么多年也没听到他们的消息，估计都为国“光荣”了。
白天，由于鬼子飞机总是在头顶上飞，不断投下炸弹和燃烧弹，部队没有制空权无法行军作战，只好躲在树林或山洞里休息，有时也呆在朝鲜老百姓家里，但天一黑立刻发起进攻。冬天的朝鲜气温能降到零下二三十度，但我们再饿再冷都不能生火做饭，也无法烧柴烤火，因为一路上美国特务很多，只要哪个地方冒了烟，他们就会打信号弹通风报信，很快鬼子飞机就会呼啸着飞到头顶，丢下一串炸弹。由于没法做饭，同志们只能吃炒面或炒熟的苞谷，实在吃不下就喝口水或抓把雪一起吞下去。朝鲜人民知道我们是来帮他们打美国鬼子的，对志愿军亲如家人，我们吃住在一起，结下了深厚友情。
当时不光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苏联老大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其它国家也派来了军队，我们几个国家的军人有时还躲在一个山洞里防空袭。苏联红军和罗马尼亚人民军穿着志愿军军服，拿着同样的武器，还和我们一起包过饺子。苏联红军都是大鼻子，我们有时候就用手指头刮他们的鼻子，闹着玩。当然朝鲜人民军也在山洞里，他们和我们长得差不多，但军服上有肩章，一眼就能认出来。
听说前几批志愿军到朝鲜时后勤补给跟不上，缺吃少穿。但等到51年我们入朝参战时条件就好多了。在朝鲜打了一年多的仗，我们几乎没饿过肚子，粮食、服装、武器弹药供应都很充足。平时一般吃干粮和油条，有时也吃饼干、鱼肉或牛肉罐头。不过偶尔也听说过有的连队因粮食补给不到位，部分战士挨过饿。
到了战争后期，志愿军组建了很多高炮部队，美国人的“油挑子”（志愿军给美国飞机起的绰号）就没那么猖狂了，我们也渐渐地开始在山洞里生火做起饭来。我们主要的作战对象是美国鬼子，有时双方就在同一座山上，相隔不远处，彼此都能看得到。大冷的天，战斗激烈时同志们的衣服都汗湿了，但也只能静静地趴在战壕里硬挺着，让体温慢慢焐干。枪炮声一停，大家就轮流跑回山洞里，裹上被子换下衣服。
志愿军战士都有津贴，我一个月有十几块钱。由于人在战场，钱没地方花，吃的穿的都由部队发，所以大家的津贴都由部队保管。当时全国上下都在支援抗美援朝，一批又一批从国内来的战地慰问团为战士们带来了好多稀罕东西。我们每人都能分到一个慰问袋，里面装着慰问信、饼干、糖果等吃的东西和一些照片。慰问团来时还会带上文工团，当时看文工团慰问演出是战友们最高兴的事了。
（未完待续）
（作者系广德市委党校教学指导室主任，资深高级讲师，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制作：童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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