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回忆皖南游击战争中的父亲许道珍
作者：许嘉谟许道珍(-年)，安徽广德人。年加入共青团，曾参加广德农民暴动。年赴延安军政大学学习。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工委书记、县委书记、地工委副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宣城专署专员、芜湖市副市长、安省社科院副院长等职。年任安徽省政协副秘书长。
我出生于年，正是民族遭受苦难的烽火年代，父母都投身于抗日战争，我是由祖父母抚育长大的，所以对父亲许道珍早年的事迹只有一些片断印象。
我父亲早年参加革命乃至成为职业革命者，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首先是家庭的熏陶。我的爷爷许济之是广德县著名教育家，一生教书育人，凡受教于他的学生对他的师德无不崇敬有加。他是清朝末年早期洋学堂的学生，受西方先进思潮的影响，比较开明，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节操。他的进步思想影响他的三个儿子先后投入革命队伍。他支持自己的四弟许杰进入北京大学学习，许杰参加过五四运动，年以前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父亲在安庆读初中、在上海读高中时，都是住在他家。在他的直接影响下，父亲十几岁就参加过一些学生运动。
父亲参加革命的另个启蒙者和引路人就是王金林(年组建工农红军皖南独立团，任团长)。爷爷曾多次同我讲过:王金林和父亲一帮人经常在我们家厨房开会，是一个个进来的，王金林喜欢穿白村衣，爷爷一看就知道是他。爷爷说这些人都是他的学生，且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相信他们干的是正经事，所以从不打扰他们。王金林后来被敌人杀害，临刑时高喊口号，慷慨激昂，正义凛然!每每谈及此事，爷爷都很激动，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留下了高大的英雄形象。
父亲真正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那是在他年从延安抗大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广德从事游击活动而开始的，从那时起直到年全国解放，他都未离开家乡这片土地。
我父亲担任指导员的郎广游击队生活之艰苦，是常人想像不到的。我长期生活在游击区，也多次到过他们的“营地”，了解一些他们的生活情况。他们常年生活在深山密林中，过着风餐露宿近乎原始人一样的生活，游击队的“游”字既概括了他们的战斗特点，也概括了他们的生活特点。生活是流动性的、临时性的，生活必须简单，也不得不简单。衣:自己缝制，还都夸我父亲是剪裁、缝制的高手;食：最好的也是最经常的菜就是黄豆、腌菜，做饭非常简单，在地上钉三个木桩，把锅架在上面就可以做了;住:无定所，用树枝和竹枝垫成床，下雨下雪时就搭个窝棚。
有一次，游击队领导人之一的丁浩派一个游击队员背我去他的住地玩。到了那里，丁浩说:“快来看我的玻璃房子。”我一看也很吃惊，非常亮堂。其实并不是什么玻璃房子，与窝棚不同的就是棚顶用新白布张成的，在当时这就是他们最好的房子了。除了生活上的艰苦，在精神上，他们时时都处于高度警惕状态，也随时都处在死亡线上，各种反动势力都想消灭他们，稍有不慎都会遭受杀身之祸。有一个我多次见过的游击队交通员，名字不记得了，外表完全像个农民(可能本来就是农民)，他经常背一把雨，雨伞是装在一个专门缝制的布套里，像背枪一样背在身后，因为我很少见这样用伞的，所以印象较深。有一天，听说他被敌人杀害了，还说敌人把他的心挖出来吃了，是在誓节渡沙河里洗的，红了一大片水域。
我父亲虽在家乡一带打游击，但很少回家，有时甚至一年都难得见上一面，但是如果有机会爷爷总是要带我去见他的。我记得大概是六七岁时，爷爷带我去山北见父亲。山北离我们住的地方大概有百来里路，我们差不多走了两天，第一天从早一直走到天黑，走的全是孤山野岭，碰不见一个人，连找个喝水的地方都很困难。到后来每走一段路我就想休息，我说:“爷爷我走不动了。”爷爷说：“不能休息，越休息越是走不动。”爷爷已是近70岁的人了，不要说背我，就连他自己都是在硬撑着向前走。过一会我又说:“爷爷，我实在走不动了。”爷爷说:“前面就快到了，就快到了，我们就可住下了。”就这样，直到天黑我们才找到住的地方，又饥又渴，两条腿完全麻木了。第二天又走了大半天才到山北。这是一次我永远难忘的旅行。
到了山北后，我只记得父亲很高兴，跟我说了些什么都记不得了，只记得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里面有很多的办公桌，所有的人都穿着很整齐的灰色军装，有的甚至还系上了武装带。父亲牵着我一一介绍，每介绍一位，他们都要和我拉拉手或是抱抱我，这种礼仪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是很新鲜的。我所见到的这些场面，和我日后所见到的游击队生活场面有着天渊之别。我和爷爷在那里住了两天就回来了。回来走的是另一条路，我记得第一天晚上是住在一个大庙里，庙里的负责人对我们很客气、我之所以说负责人而不说是方丈或主持，是因为此人穿一身笔挺的中山装，一头的黑发，完全不是一个和尚，我至今都不知道此人是何许人。他很热情地招待我们，还拿出一把小巧精致的手枪，对我爷爷说:“这是您家老三送给我的。”老三，是指我的三叔许道琛(化名彭海涛)。所以我猜测我三叔可能在这一带活动，说不定我们走这条路就是他事先安排的。
我和父亲在外地的另一次见面是在广德县城，也是爷爷带着我走去的。当时我并不知道父亲居然当起县长了，也不知道到达的地点就是县政府。只见父亲很忙，不停地同人谈话，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和他说话，也没有人招呼我们，住了一晚就和爷爷回来了。我在广德生活了12年，但到广德县城也就这唯一的一次，即使解放后我父亲再次当了广德县长我也没去过那里。我和父亲在家里见面的次数也很有限，但他一回来就很热闹，总是来许多人，喜欢听他讲话，他是越讲越兴奋。可我们小孩子们什么也听不懂，往往都是避开的。我只记得有一次他回来时，要看我的作文。我少年时代，兵荒马乱，根本没有正正经经的上过学，只是爷爷断断续续教我读点书，又没有课本，找到什么可读的就教我读，过一段时间就写一篇作文。父看了我的作文基本是不满意的，指责我说:“什么“汗流浃背”，就写满身大汗不是很好吗?晨曦东驾更是用得生硬，呆板的模仿是最没有出息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批评我，这对我是少有的，我感到十分难堪。幸好爷爷为我圆了场，说:“文章写的还是很通顺的。”当时我并不明白父亲批评我的真正含意，还是后来在爷爷的暗示下知道，父亲批评我是为了刹刹我的骄、娇二气，我确实有这些毛病。父亲知道爷爷特别偏爱我，而周围的人也都是夸奖我的多，对孩子娇惯是教育孩子的大忌。我父亲当时不明说，他估透了我以为他看完作文后要表扬我，但他恰恰相反，他就是要利用这种反差使我受到更大的震动。
就在这次会面后不久，发生了两件重大事情。首先，是中共郎广工委警卫连连长傳家齐和他的弟弟傅家和勾结郎广武工队的师尚荣叛变，他们都是经常到我家来的人，对我家情况非常了解。其后，国民党派了一个师到广德来“剿匪”(消灭新四军)，师长还亲自找我爷爷谈话。这两件事对我们家是太严重了，简直是大祸临头，所以爷爷带着我仓皇出逃。我们一老一小没有一点抵御危险的能力和经验，唯一的办法就是到处躲。我再一次经历了像躲日本鬼子一样的跑反，我们在溧阳、丹阳、句容、南京都躲过，历时一年多。
就在我和爷爷外逃期间，叛变后的傅家齐，又突然从国民党“反水”回游击队，对这种人既得表示信任，既往不咎，更得对他保持高度警惕。他总是一个人坐在那里，无精打采的样子。双方都在互相观察。我父亲私下已和警卫员许有生商量好应付各种情况的对策。出事的前一天，我父亲已经觉察可能要出问题，吩咐许有生要特别注意，许有生后来说他当天晚上睡觉连衣服都未敢脱。当时他们住的是一个自己搭的窝棚，我父亲和傅家齐住一间，许有生住在隔壁。到半夜时，我父亲听到咔嚓一响，那是拉手枪保险的机械声，说时迟那时快，我父亲一跃而起，飞快地将傅家齐按住，并大声喊:“有生，快!”，许有生应声而至，二人合力才将这个家伙制住。
据他交代，他的任务是策反一支有枪支装备的游击队或者是击毙一名“匪首”(指郎广工委书记张思齐、副书记许道珍和工委委员丁浩等)，结果自己却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此事我是在解放后听许有生说的，这是他的亲身经历。回想我们住秀丽村的时候，傅家齐和他的弟弟可以说是我们家的常客，这两个小伙子长得都很帅，而且穿着也与其他游击队员不同，他们俩都穿衬衫，而别的游击队员则穿中式小褂子，傅家和身上还有把口琴，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他们到我家后经常会对我奶奶说:“大妈，肚子饿死了!”我奶奶总会为他们做点吃的，最好的也无非是煮几个荷包蛋。可见当时多么亲密，像一家人一样，他们怎么居然会向我父亲下毒手呢?
这次剿匪，敌人并没有什么收获，因为我们那里的游击区，山虽不高但绵延不断，树虽不大但非常茂密，即使相隔只有米把远，互相都不能看见。所以敌人的“剿匪”行动也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可是我们在南京时，在《中央日报》的一个不显眼处看见一则消息，说广德的“剿匪”取得重大胜利，活捉游击大队长许道珍和其他匪首丁浩、孙德胜等等。后来知道了这是一条假消息，但可怕的是，它差一点就成了真消息。原来，我父亲约丁治仁医生为一个同志看病，没想到敌人正要到这里围剿，等发觉时，敌人的先遣队已到了门口，我父亲和警卫员带着病人对着门口打了一梭子弹，还未等敌人回过神来，就迅速撤离到后山。一到了山上，敌人就毫无办法了。敌人虽然没有抓到我父亲他们，但总算发现了“共匪”，于是在那一带大肆搜捕了几天。我父亲后来说那几天他们东躲西藏，饿极了，把老乡晒的一钵酱偷吃了。以酱充饥，使我对他们死里逃生的劫难更加深了印象!他们脱离了危险，却非常担心丁医生的安危。幸好，丁医生急中生智，当敌人盘问他时，他指着身旁摇篮里的孩子说:“我是为他看病的。”孩子的家长也都应承说:“是我们请来的医生，刚看完病。”丁医生这才得以幸免。他们简短的这几句话，却承担着生命的危险，也深含了游击队和群众之间的血肉关系!
年我们家乡解放，游击队员们都纷纷下山，一个个那种喜悦、那种幸福、那种胜利的自豪感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那时虽然还很小，但对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有与他们同样的感受，最现实的感受是再也不用跑反了，再也不会受到迫害了，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了。“解放了!”这是最能表达我们内心感受的一句话。
此时的父亲正为建立新政权而忙碌，在一年多时间里频繁地被调动工作，从广德调到宣城，又从宣城调到芜湖。我是在宣城读初中时才见到他的。我记得我去宣城时还未开学，住在宣城专员公署里(我父亲时任专员)，父亲吃的是小灶，我则在个大食堂里同警卫连战士一起吃，那里连桌椅都没有，大家一堆一堆的蹲在地上，围着一盆菜吃饭。睡觉也不和父亲在一起，所以我几乎连父亲的面都很难见到。开学后我就住进学校了，记得父亲在宣城中学的高三班还兼教一门政治课，每星期上一次，我还偷偷地去听过。他的生动讲课，在教室里不时赢得阵阵掌声。父亲既能做领导又能讲课，当时我感到他真是太了不起了，太使我自豪了。
年(或年)父亲调离芜湖，我留在芜湖读完中学，随后，考入武汉大学，就一直留在武汉了。这以后学校寒暑假都搞运动，很少有机会同父亲见面，只知道他工作很不顺利，也知道“文革”期间他挨批斗，但这在当时是个普遍现象，没想到他竟未能熬过，于年在干校含冤病逝!
父亲去世10年后，年10月，在他的追悼会上，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亲自宣读悼词，对父亲建国前坚持革命斗争和建国后积极勤奋工作，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关于父亲长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这段历史，悼词说:“许道珍同志长期参加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开辟广德地区，动员抗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成绩;解放战争年代，长期坚持皖南敌后的游击战争，不畏艰苦，坚持斗争，直至全国解放。”
许嘉谟，年1月生,许道珍长子，广德人，数学家。年9月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年7月本科毕业，留校任教，至年3月退休。年9月起任硕士生导师，—年，任计算数学与应用软件专业教研室主任。年12月—年12月，许嘉谟被公派赴美国布朗(Brown)大学进修和合作研究，年9月—年10月，以“拟变分不等式”的成果被邀参加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应用数学及数值分析会议”,在会上报告了本人的研究成果,会后受汉堡大学应用数学研究所邀请,作学术交流。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年）。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jc/1699.html
